「海洋中華文化」急先鋒（3）──詩人楊渡「海洋臺灣」六書讀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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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澎湖灣的荷蘭船》（南方家園出版，20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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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也早看到了這一點，深知在「聖人」輩出的「封建精耕農業社會」快速擴張之下，「漁獵採集社會」絕對是一去不復還了。而周公創建治理萬邦諸侯的「禮樂」制度，施行四百多年後，也已淪入君臣陰謀相弒，制度分崩離析的地步，必須以既「興」且「遊」的思想與行動，振興此一亟待重整的衰世。
爲了喚起大衆的「禮樂」意識，孔子在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、歌樂之外，特重「溫柔敦厚」、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的啓發型「詩教」，着重「遠距聯想」的訓練。他編修《春秋》，評論史實，全以微言暗示，開創一字褒貶的「書法」。他編選《詩經》爲教課書，提倡「興、觀、羣、怨」的思考模式與自我教育法，強調以超越「賦、比」的「興」爲主，捕捉「偶發靈感」（contingency）觀察異類事物之間的關係，讓思維在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中，產生妙悟。我們可以說，孔子是先秦「詩性智慧」（poetic wisdom）文化的奠基者，與維柯（Vico,1668-1744）在《新科學》（New Science,1744）中的「詩性智慧」申論，有部分重疊之處，值得進一步細緻區分。
帶着弟子周「遊」列國，而「道不行」，「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」（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）沒有實踐「乘桴浮於海」的他，沒有想到，兩千四百多年後，1958年的元旦，有一位名叫徐復觀的儒者，在中原慘烈內戰期間，浮海來到臺灣，在他創辦的《民主評論》（1949-1966），發表《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：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》（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：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），文章由唐君毅初稿，經張君勱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反覆修正，聯署發表，頓成當代「新儒家」的世界宣言。同年八月，持續近兩個月，慘烈無比的「八二三金門砲戰」開打。逼人而來的武力，並沒有挫折儒者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銳氣。
「宣言」中特別拈出「心性之學」爲儒家文化的核心，沒有提到原始儒家發展出的「詩性智慧」，對世界文化之貢獻。不過，六十年後，我們重新審視孔子傳授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思考法，在人工智慧大行其道的後現代社會，不但沒有過時，而且亟待加強推廣。孔子強調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《論語‧子路》的主張，更是後現代多元價值觀的基礎。儒者之所以能夠「和而不同」的關鍵，還在「遊」的信念之建立與施行。孔子是先秦諸子中，最先提出「遊」又努力實踐「遊」的哲學家。他認爲儒者在日常生活工作行事上，要能「遊於藝」，也就是要能「舉一反三」《論語．述而》，觸類旁通，也就是有原則的，發揮自家隨時轉化、隨機應變而不逾矩的生命力。
孔子死後約一百五十年，他的「興、遊」理念得到孟子與莊子的承繼與進一步發揮。莊子也看出「漁獵採集社會」無法恢復，於是在孔子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的平臺上，特重「道、德、遊」的發揮。把「比、興」作詩法，轉化成「比、興」文章法。把意象與意象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，代換爲寓言與寓言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，把「言外之意」變成「寓言外之意」，開啓了汪洋恣肆，變化莫測的文風。他又通過〈逍遙遊〉、〈知北遊〉…等篇章，把「形而下的遊」，轉換爲「形而上的遊」，成爲儒門「興、遊」思想的最佳光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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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則在「據於德，依於仁」方面，以其如椽雄健巨筆，氣勢磅礡，詞鋒犀利的，盡力發揮並實踐儒家「遊」的哲學觀念，讓有原則的隨機應變生命力，隨其感情洋溢的滔滔雄辯，決江河而下，波瀾曲折，景觀壯闊，足令讀者披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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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時代的今天，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「興、遊」觀念的充沛再生力與感染力，可以結合新興的海洋視角，與時俱進，爲中華文化，再創新猷。
三、海洋中華文化與海洋國際貿易
《水田裡的媽媽》一書中，楊渡以臺灣政經農牧社會爲背景，父母爲主角，鋪陳1940到70年代鄉下小人物，由農民轉工商的奮鬥歷程，在失敗與成功之間，嚐盡酸甜苦辣。他深切感受到，要想變爲成功的大商人、大企業家，是多麼的不容易；必須「要擺脫農村、農民思維，試着學習現代性資本運作，付出無數代價，才能學會。」擺脫了傳統農民至上的慣性思考，他對父母自修現代財務金融管理，自學商業營運有成，感到由衷欣慰與佩服，從而對臺澎海洋國際貿易史上，經營開闔有成的「生意人」，也刮目相看。
上述諸書中，他多次詳細描寫明末清初李旦、顏思齊、鄭芝龍……等強盜「生意人」的海上縱橫成功史，並以專章敘述鄭芝龍建立「中國第一跨國商團」的過程，從而透視當時海上國際貿易的偶發機遇與不測風險，必須在既「興」且「遊」的隨機應變中，求取生存茁壯的可能。（《澎湖灣的荷蘭船》，頁289-327）
在儒家生意人裡，以被孔子誇獎爲「瑚璉之器」的端木賜子貢（520-446 B.C.）最爲有名。《史記．貨殖列傳》贊他與陶朱公范蠡齊名；後世則奉「端木遺風」爲商場圭臬，視其爲儒商初祖，甚至尊之若財神。有教無類的孔子，對弟子評價是多元的，他說：「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《論語．先進》又說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」《論語．里仁》只要個自行之遊之有「道」，孔子對顏回的貧與子貢的富，均以平常心視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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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《禮記．禮運．大同篇》的理想貨殖境界：「貨，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，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」要到中山先生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指出，要國富民強必須：
「人能盡其才，地能盡其利，物能盡其用，貨能暢其流。此四事者，富強之大經，治國之大本也。我國家欲恢擴宏圖，勤求遠略，仿行西法，以籌自強，而不急於此四者，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，是捨本而圖末也。」纔算完全擘劃成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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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年後，他提出「平均地權」（1905）主張，希望從根本上打通三千年來的土地魔障，徹底實踐「人能盡其才，地能盡其利，物能盡其用，貨能暢其流」的國策。此一理想，要到五十年後，國民政府在臺灣溫和漸進的推行「土地改革」成功，方纔實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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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田裡的媽媽》一書，對影響1950年代至巨的國府「土地改革」，着墨不多，但對其所產生的成果，卻如影隨形，不時在敘述過程中，突然冒出，有如扮演扭轉乾坤的藏鏡人。從紡織廠、水泥廠、鐵工廠的相繼出現、男女工人青春鑰匙俱樂部的風靡，到水泥紅磚三層透天厝的流行、自耕農買賣田地的普遍，以至於暴發戶「田僑仔」的揮金如土，這些栩栩如生的例子，背後，都有陳誠「土地改革」的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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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寫《有溫度的臺灣史》，國民政府名揚世界的「三七五減租」、「公地放領」、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及效益，纔在楊渡筆下，獲得了概括的簡述與評價。陳誠以溫和理性態度主持「土地改革」的功績，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。
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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